其实京营的问题，以上提到的处理办法都属于治疗表症，没有一点涉及根源的。
哪朝哪代都不缺聪明人，大明朝廷也是一样，难道看出京营问题的根源很难吗？不难，对于很多官员来讲，这个根源并不难找，只是没法说，没法解决罢了。
都知道大明正统年间，由于英宗盲目出塞，导致土木堡之变，此战明军在京精锐尽失，成为大明军事力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英宗之后，明军实力从太祖、成祖时代的巅峰逐步下滑，其中虽有多次改革图新，然而颓败的趋势却从未扭转。
很多后世之人把这件事看做京营衰败的源头，认为从此之后，勋贵集团被文官集团压制，于是导致了大明军事力量的下滑。
瞎说。
举个例子，巅峰时期的唐朝不是贞观之治时期的大唐，而是高宗李治时期的大唐，当时的唐朝已经进入文官时代，但是却达到了盛唐扩张的极限，乃至后续经过武周、中宗等，一直到玄宗早中期，大唐的实力也没有明显衰落，难道那个时期的大唐不早就是文官时代了？
国内的例子有人不信，那说国外吧。巅峰时期的荷兰，是商人时代，也可以算文官时代；巅峰时期的英国，没听过哪位牛逼将领敢不听唐宁街10号的吩咐吧？那也是文官时代；巅峰时期的美国……罗斯福难道不是出身“文官世家”，而是“武将世家”？
有人要说了，这些都没用，宋朝的例子怎么破啊？不就是因为文官暗弱，压制武将，这才导致“弱宋”出现吗？
这话要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宋朝其实并不算弱，强弱是要看敌人的，大家所谓的“弱宋”，顶住了基本还在强盛时期的大辽；以半壁江山为代价顶住了巅峰时期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金国；又以半壁江山扛住了横扫欧亚的蒙古四十四年……这很弱吗？
就拿蒙古来说，我们先看一看蒙古人灭国的速度：1206年，灭高昌回鹘王国；1206年，灭西哈剌鲁汗国；1206年，灭东哈剌鲁汗国；1218年，灭西辽帝国；1220年，灭后辽帝国；1222年，灭花刺子模汗国；1227年，灭西夏帝国；1231年，灭高丽王国；1233年，灭东夏帝国；1234年，灭金帝国；1236年，灭钦察汗国；1239年，灭罗姆苏丹国；1240年，灭基辅罗斯公国；1241年，灭波兰公国；1241年，灭匈牙利大公国；1241年，灭波西米亚王国；1241年，灭亚美尼亚王国；1241年，灭格鲁吉亚王国；1241年，灭奥地利大公国；1241年，灭保加利亚；1241年，灭摩达维亚；1241年，灭威尼斯共和国；1253年，灭大理王国；1258年，灭ālābó帝国阿拔斯王朝；1269年，灭东辽帝国；1279年，灭南宋帝国。
蒙古西征，才花了多少点时间就饮马多瑙河、兵抵地中海了？灭辽吞宋的金国，在蒙古面前扛了几年？区区半壁江山的“弱宋”却扛了四十四年，还打死了蒙古大汗，这很弱吗？
不，这只是说当时的蒙古的确是游牧民族的最高光的时刻，跟开挂差不多罢了。而且要不是蒙古人在西征过程中发现了ālābó人工程器械和回回炮，它搞不好还拿不下半壁江山的“弱宋”。
另一方面，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风格其实根本就不同，虽然大家都搞理学，但宋朝因为开国时期就被草原王朝教训了，所以文官集团整体比较畏惧草原王朝。
明朝则正好相反，它是踏着蒙元帝国的尸体建立起来的！它的太祖太宗{成祖是嘉靖改的}压着蒙古人撵鸡赶狗一样追着打了大几十年！所以哪怕出现了土木之变，皇帝都丢了，也先甚至都开始考虑要拿多大的好处了，结果呢？
结果大明的文官集团根本没当回事，不就是丢了个皇帝嘛，多大点事？再立一个不就完了，老朱家没别的优势，就他娘的能生……
于是也先发现，合着老子手里这不是个香饽饽，是个烫手山芋啊！
所以土木之变后，蒙古人其实根本没捞到什么好处，这事儿谁主导的？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
这下清楚了，大明的文官集团根本不怕战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文官集团只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战的一个文官集团！
那么问题就转回来了，既然这个文官集团如此好战、如此刚烈，连跟人谈和都视为不能容忍的耻辱，那为何大明的军事实力还是不断下降呢？
甚至大明搞了几次军事改革，也没能抑止这种下降的趋势，顶多也就暂时性的延缓了一下呢？
因为根子就歪了。
朱元璋这位丝毫不懂经济的太祖，制定了一个必然会快速崩坏的卫所制度作为明军的根本制度，而且还特别喜欢搞“祖训”，要求子孙后代不得违背，这才是后来那么多名臣名将都救不回大明来的真正原因。
不可否认，朱元璋所创建的卫所制度在元末明初战乱年代，确实能够提供明军充裕的兵员以及粮草。然而随着国家的安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兼并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卫所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肯定会被逐渐固化的阶层占据，此制度因此就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
正统十年，边防大将蒋贵上疏：“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连大同、宣府这等军事重镇之中军田，被占据的现象都如此严重，其他地区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余年后，形势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正统二十二年，“黄绂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作为保家卫国的军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体的地步，可见明中期军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艰辛。
明中期“海内燕安”，各地边军闲来无事，于是朝廷频繁调动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驻防，谁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将士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朝廷各衙门以及勋贵们的奴隶苦工，什么事都要他们去办，尤其是各种工程，不去雇佣工匠，偏让军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愿到京轮防，而常常耽误期限，朝廷却仍然不恤军情的对其重罚，轻者前往边塞罚班数月，重者长达年余。在这种极端严苛的军事制度下，军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变，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卫所相继发生。
弘治年间，明孝宗朱祐樘意识到国家正步入衰落，便从经济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孝宗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宽厚仁和、勤政躬亲、励精图治，朝堂上下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
然而军事方面的改革却是积重难返。弘治元年，时任兵部尚马文升便上言“虽解到卫所，随逃者十常九。”即便经过对将领家臣的清理，却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较于大量兵员缺额，这只是杯水车薪。
到了弘治五年、年，巡按御史张泰接连上疏：甘州多地田地肥沃之处，均被总兵、太监占据，驻防官军之衣食不足，已经到了动不动就饿死人、冻死人的地步！
此外，不仅仅来京换防的士卒遭到奴役，连同京师“十二团营”京营将士也逃不掉徭役之苦。团营十二万精兵中每年被抽拔做工者多达两万，而且一去便是两到三年，因此连待遇相对于其他边军来说还算“较好”的京营将士也多有逃亡。
因此高务实早就认为，卫所制度不改，兵归将有的体制不变动，这个军事改革换了谁来都没用，甚至让他高务实自己挽袖子上去，也干不成什么事，顶多就是跟李鸿章当年的自嘲一样，做个“裱糊匠”罢了。
可是裱糊匠的工作只能吓唬人啊，他也不是没有做，譬如京华火qiāng厂和京华火炮厂就是典型的裱糊匠工作——对他京华集团来说不是，对大明来说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