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从思绪中被他惊动，呵呵一笑：“是有些不太寻常。”
徐文璧捻须微笑，道：“本国公再告知大司农一件事，想必大司农就会有所了解了。”
高务实微微挑眉，来了些兴趣：“务实洗耳恭听。”
徐文璧道：“刚才这件事发生之前，申元辅曾经单独召对。”
召对，这个词是“专用”的，即皇帝找他问对。单独召对，意味着当时要么是皇帝主动，要么是申时行题请，让其余“闲杂人等”都离开了。
这种情况高务实经历过很多回，一点也不陌生，简而言之一句话：肯定是有极为重大而且机密的事情要谈。
但徐文璧说这件事不会是无的放矢，肯定意味着那天的对话与后来石星的密奏有关系，至少徐文璧认为一定有关系。
高务实未置可否，心里却飞快地盘算起来。
申时行和石星，他们两人现在搭上了？理论上来说这似乎并不应该。
石星虽然是中立派，但既然他能出任兵部左侍郎，并且当时排名还在高务实之前，乃是兵部的“常务副”，那就说明他过去这些年都是比较明显倾向于实学派一边的。不说与心学派势不两立，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都肯定“划清界限”了，否则实学派怎可能让他坐到这个位置上去？
如此来说，申时行和石星实在不应该轻易勾结上才对——这又不是年轻男女一见钟情那样不需要什么理由的事。两个对立派系的重要人物想要联起手来，不仅需要在某件事上利益一致，还需要有一定的机缘巧合，能够把他们两人串联起来。否则的话，他们平时都未必会有私下的联系，这时候到底谁先联系谁？对方又是否会相信？
徐文璧年老成精，一直细细观察高务实的神色，此时又开口了：“这件事过去两天之后，皇上向陈厂督问起了石东泉，当时的问题是：‘听说石星此前曾主持修建古北口等地新堡，颇见成效。陈矩，你可知道此事？’
陈厂督当时不明所以，便答道：‘石东泉为人老成，办事一贯稳重，修建新堡等事据说是做得不错的。’皇上听后稍稍颔首，没有再说其他。”
高务实目中精芒一闪，凝声道：“有点意思……老公爷的意思是说，是申元辅举荐了石东泉为大司空？”
徐文璧呵呵一笑：“我都老糊涂了，哪里知道这些？刚才说的这番话，也都是道听途说，未必能当真。不过，大司农神机妙算举世皆知，想必只要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大司农都是能顺藤摸瓜的。”
好你个老狐狸，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倒要把自己摘出去？怎么着，这场斗法您老打算坐山观虎斗，装一装世外高人？
高务实呵呵一笑：“大司空这个位置，说起来石东泉倒也是能够胜任的，学生此前虽然对圣心独断此事也有些意外，不过倒也没有深究。如今看来，还是老公爷见微知著，一下子就找到了根源，当真令学生佩服。”
徐文璧连连摆手：“诶，诶，大司农莫要捧我，老朽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清楚么？也就是仗着祖宗余荫，在宫里认得几个闲人罢了，算得了什么事？”
他稍稍一顿：“不过，这件事其中还有些诡异之处，老朽是个糊涂人，想也想不明白，只能希望大司农善加思索了。”
高务实客气了两句，心中暗忖：这件事其中当然还有诡异之处，关键就在于申时行和石星是怎么勾搭上的。如果他两个之前没有任何“关联”，申时行这一手棋就未免下得有些惊险，相当于是在对赌——赌的就是石星会不会记他这一恩。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尤其是这样的顶端政治人物而言，这个举动实在有些过于危险。这种危险倒不是说申时行会因此遭殃，而是一旦石星不记他这一恩，申时行不仅是做了白工，而且很难和心学派内部做交待。
这就像当年徐阶举荐高拱入阁一样，徐阶以为高拱会记他的恩情，却不知高拱身为隆庆最亲近的帝师，在新君御极之后，入阁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有没有徐阶推荐根本无关紧要。
如此，他自然不会把这举荐当成什么恩情，反而还认为徐阶这人投机取巧，搞这种小手段世恩他人，为自己造势，非常瞧不起徐阶。
如今申时行这一手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石星的想法和当时的高拱类似，那申时行这一手就纯属是给实学派“送人头”——搭上了工部，简直是给自己树敌。
以高务实对申时行的了解来看，他不太会搞这种危险举动。他如果做了，那就说明他和石星之间已经取得了共识，或者至少取得了某种默契。
他们既然不便直接联系，那么这其中就一定得有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才是促成此事的关键。
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么实学派这次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中计了：实学派一直认为石星是明显倾向于自己一边的，因此对于“圣心独断”让石星出任工部尚书一职很欢迎，在这次事件中个个都是举双手赞成的。
而如果石星与申时行有勾搭，则可想而知在他上任之后会给实学派“找麻烦”。
徐文璧之所以和这么多勋贵一起来见自己，甚至冒着明显的身体不适都要亲自和自己谈及此事，大概也有提醒自己千万注意的意思，毕竟他身份尊贵，地位特殊。
至于为什么，很简单：石星出任工部尚书之后最大的一件工作就是陵工，这件事的重要性不必解释，连高务实都不敢耽误。于是，一旦石星借口陵工工期太紧，以目前的修建力度难以正常完成，必须让生产建设兵团帮忙，而偏偏工部已经没有余钱了，那么……怎么办？
皇帝有可能“破例”让生产建设兵团白白帮这个忙，结果就在不经意之间打破了高务实定下的规矩。
这件事看起来问题不大，仿佛只是一次“特例”，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这次可以破例，下一次为什么就不可以？
这样一来，高务实京营改革就从基础上被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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