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更，国庆快乐！）
这回李从璟用兵江淮的布置其实很明确。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追溯到当年先攻淮地还是先攻两川的争论。
彼时王朴曾有进言：“先争江淮，有许多好处。其一，南北之争，得淮地者得先机，夺得淮地，便能在战局争得往江南用兵的主动权，在军事上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大唐得淮地，江南就只能被动防守；其二，江淮之地，有渔盐之利，商贾富豪之家云集，若能尽得江北之地，则朝廷每岁可增财赋巨万；其三，江南诸侯，杨吴为最强，若得江南，可封锁杨吴出海之道，使其困于一隅之地，亦无法再与契丹相通，日后平定杨吴，可四面合围，使其无转腾余地；其四，大唐得江淮，方便往海上通商；其五......”
吴国目前的处境，是北有大唐，西有马楚，南有刘汉（南汉），东有吴越、闽国。但因其掩有淮地，北至海州（后世连云港一带）南抵长江口，故而有千里海岸线。
总而言之，若能夺取江北，就能极大削弱吴国国力，而相应极大增强大唐国力。
原本历史上，南唐在中主李璟时，东灭闽国西灭楚国，而自失江北之地后，国势大衰，自此困守一隅，再无作为，最后坐等被灭——虽然灭闽、楚后，南唐并无实质收获，而是徒耗国力，但彼时它能速灭两国，本身就是实力的体现，没能守住战果，不是国力不足，而是君、臣的问题。
且说王朴提出先定江淮之策后，秦王府众人是有一场大辩论的。
但当时孟知祥、李绍斌据有两川，不遵号令，以大唐之臣，而妄图行割据之实，大唐不能容忍，遂先定两川。如今两川安定，大唐便要争夺淮地，恰逢吴国以为李从璟、李从荣兄弟相争，必有内耗，又兼其整顿内政，精力有限，于是乘着老楚王马殷新亡的时候，出兵楚地，意图称霸江南以壮国势——这就给了大唐机会。
今岁以来，大唐先是整顿洛阳吏治，而后出兵楚地以援楚王，再后推行新政新一阶段大政，随之又削平山东诸藩镇之动乱，将吏治整顿推向州县，当此之时，马不停蹄发兵淮地，一系列大政国策实施的非常密集紧凑。
这种密集紧凑的国政大事，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急躁之气。
虽然急躁，但未显其乱。
洛阳吏治整顿完成之后，整个大唐朝堂甚至是大唐官场的风气，就焕然一新，洛阳十之二三的官员被惩办，不仅震动了洛阳官场，事情完成之后，也使得洛阳官场焕发生机。
在这种情况下，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容易多了。
正如冯道所言：“治理天下官员，在疏不在堵。贪官污吏是惩治不完的，就算杀再多人，也未必就能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整顿吏治，惩办不法只是第一步，意在威慑不良官吏，使其畏惧律法，而后以律法为依据，整治官场风气，重塑官场秩序，引导天下官吏务实向善。”
冯道的话，从制度上而言，就是确立一整套强而有力的监察体系，并且笃力行之，使得官员不敢触犯律法，以此达到肃清吏治、政治清明的效果。
李从璟同意冯道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明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最是严苛，甚至可称杀人如麻，但结果表明，这并没有甚么太大作用。
就眼下而言，洛阳吏治整顿之后，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高效，已经能够支撑起帝国两线作战，并在此前提下保证新政新阶段的顺利推行。
冯道、安重诲、任圜、李琪、李愚，虽然不能称为名臣，但也都是一时之选，但纲领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是能够满足辅佐李嗣源处理帝国政事的需要的。
其中尤其是任圜，本有济世之才，史书说“任圜有纵横济物之才，无明哲保身之道”，可见其才能不差，其不善明哲保身的缺陷，有眼下他跟李从璟的关系在，也就不是问题。
大唐国政大事推行显得急躁，而李从璟仍敢出战淮地，并非鲁莽之举，根由就在这里。
先前百战军平定宣武军后，东行山东去定诸藩之乱，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意在吸引各方视线，为侍卫亲军之隐秘调动作掩护。
加之青衣衙门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还未履职的情况下，只能应对寻常情况与维持日常运转，无法对突发性的大灾难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其在大唐的势力，被军情处全面打击，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候的青衣衙门，纵然还有些残余，也只能蛰伏隐藏，在军情处的严密封锁下，又哪里能及时探知侍卫亲军本就隐蔽的调动？
李从璟东行之后，山东作乱的藩镇，因民众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布置，又且军民畏惧李从璟与百战军的威名，遂不日悉数平定。
事实上，百战军在平定宣武军之后，并未多与平卢军、天平军纠缠，而是亮出声势后即挥师火速南下，李从璟只带了三千君子都，在义成军的襄助下，很快揪出平卢军节度使安重霸，与天平军将领王公俨。
而后，李从璟将整顿吏治、官员撤换、推行新政之事，交给随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员，便快马加鞭直扑淮地。
因为唐军进军淮地实属突然，吴国对此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未有防备，而百战军将、卒皆精锐，遂能奇袭得手，顺利渡过淮河，迫使吴军只能退入城中踞城而守——但饶是如此，百战军也没能一举端掉寿春城。
由此观之，大唐自今岁以来，整顿洛阳吏治、大造声势出兵楚地、推行新政于地方、平定山东藩镇之乱，而后兴兵南下直扑寿春，所有事件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串在一起的。
李嗣源、李从璟父子，谋划与布局之深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