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六。
天刚破晓，巴黎上空有一层遮天蔽日的烟霭，阳光穿不透那团死气沉沉的乌云，变成了灰蒙蒙的幕布，闷得人透不过气来。
我坐在马克辛饭店的餐厅里，面前放着咖啡和面包，但一点儿没动。和所有的女士与先生们一样，我无心于自己的早餐，却把目光放在了窗外。
这是我见过的巴黎最悲惨的一个早晨：没有花香，没有阳光，没有轻音乐，也没有喧闹的欢声笑语，报纸没有准时送到我的手里，食物都是冷冰冰的，角落里的侍者心不在焉地干活儿，有的则干脆和客人一样直直地看着窗外。
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急匆匆地走进来，噔噔噔的脚步声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他身上。但他显然没有注意这些，苍白瘦削的脸上惊惶不安，汗水沿着额头流下来。
他径直走到我身边，凑近我的耳朵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伯爵大人，巴黎……沦陷了！”
是的，1940年6月14日，我的祖国……沦陷了！
5月份，德国人绕过形同虚设的马奇诺防线，踏进了法国的土地。从两天前开始，巴黎城外响起了加农炮的怒吼，断断续续的枪炮声搅得人心惶惶，各种谣言汹涌而至：法国彻底失败了？纳粹要把巴黎夷为平地？德国人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打到了伦敦……街头巷尾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消息，不知所措的市民别无选择地接受了所有传闻。工厂停工，电台停播，报纸不再发行，一切猜测得不到证实，于是在古老的高墙和青砖中撞击了几下后，又渐渐平息了，巴黎人在麻木的平静中开始等待命运的安排。
而今天早上判决来到了，德国人像蝗虫一样开进了巴黎。
我觉得脸上的血一下子都退到了心脏，抓起帽子和外套嚯的一声站起来：“皮埃尔，叫车来，我要去学院。”
“大人，大人。”我忠诚的贴身秘书急忙拦住我，“德国人已经涌上街了，外面很乱，您还是先回阿曼德庄园避一避吧！”
“我要去看看玛瑞莎！”
“吉埃德小姐现在一定很安全！”他焦急地追着我出了大厅，“请听我说，大人，几条大路上全是军车，咱们过不去了！况且伯爵夫人很担心您……”
我掏出笔，飞快地写了一张字条：“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如果邮局还在工作，立刻把这封电报发给她。我会先找到玛瑞莎，然后尽快离开巴黎。”
我把纸条塞进他手里，不由分说地冲出了大门。
街上的人不多，大都躲在人行道上，妇女和老人用惊惧和戒备的眼神望着纳粹冲锋队的摩托车飞驰而过，年轻人的拳头攥得紧紧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更多的人藏在屋子里，战战兢兢地看着窗外的动静！
卐字旗一面接一面从眼前掠过，呼啦啦作响。我把帽檐压低，从刺槐街拐角穿过去。一些行人小跑着擦过我身边，匆匆忙忙地逃回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
玛瑞莎，玛瑞莎，你千万别出事！我真不该把你孤孤单单地留在学院，即使你坚持！等着我，玛瑞莎，我这就来接你！
我一边想着，一边加快了脚步，这时街对面传来的一阵叫嚷，几块碎玻璃砰地砸在我面前。
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对着一辆德军军车高声叫骂，并把石块和玻璃瓶扔过去。一个端着冲锋枪的大个子士兵从车上跳下来，威胁地把枪口对准他们乱晃，这更激起了年轻人们的愤怒，一个淡黄色头发的男孩甚至把胸膛堵上了枪口……
天哪！那不是约瑟吗？我的心跳起码快了一倍！
这帮傻小子，他们为什么不乖乖地待在学校？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眼看士兵的神色越来越狰狞，我来不及多想就冲过去，一把抓住那男孩的手臂：“够了，约瑟·吉埃德，给我闭嘴！”
所有的人都对我的出现感到意外，趁他们一愣神儿，我连拖带拽地把这些孩子赶回了人行道。还好德国人也没再干什么，得意洋洋地跳上车扬长而去。
“伯爵先生，您为什么要拦着我们？”冲动的卢克·佩奇首先表达了对我的不满，其他人也瞪着我，“对这些侵略者不能给他们好脸色，应该把他们赶出法国！”
“对！对！不能让德国猪以为我们是懦夫！”马上就有慷慨激昂的附和。
我真的快发火了：“是啊，你们是勇士，敢赤手空拳地对抗机关枪！等着吧，当子弹穿透你们的胸膛，母亲对着你们的尸体失声痛哭的时候，你们才知道为了一点口头上的发泄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们……不怕死！”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瞬间的后悔，不过依旧怒气未平。
我叹了一口气，拍拍佩奇的肩：“法国没有失败！相信我，留着你们的力气，将来有机会好好教训德国人！现在赶快离开这里，听我说，不要为了临时争一口气而白白牺牲性命。”
他们沉默了片刻，又相互看了看，似乎被说服了，对着德国人耀武扬威的背影恨恨啐了一口，慢慢散开。我叫住约瑟，询问他是否看到了玛瑞莎。
“姐姐？她应该还在学院吧？嗯……至少我们去找她的时候……她……还在……”
我眯起眼睛：“她到底在哪儿？”
约瑟有些不安地转过头：“我不知道，她应该留在学院里，但是她说要和我们一起出来……”
我就猜到了！
远处隐隐有些零星的枪声，让我心惊肉跳的。我叫约瑟先回家，又继续奔向学院。
我工作了两年的巴黎音乐学院早已经停课了，没有人能在枪炮的威胁中若无其事地学习，这个原本高贵的地方此刻静得让人心慌，除了一些外省的还来不及离开以外，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了玛格丽特·索莱尔教授的办公室，门开着，静悄悄地，一个娇小的身影正在窗前张望。她淡黄色的头发披散在肩上，穿着长裙和高领衬衫的身影显得很苗条，但是她的背绷得很直，抱着双臂，好像在咬指甲，似乎很紧张，连我走进房间都没发觉。
“玛瑞莎！”她还在这儿，感谢上帝！
“夏尔特！”她转过身，惊喜万分地跑过来抓住我的手，“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德国人已经进城了，我很担心你！”
“我也一样啊，姑娘！”
“你没出什么事吧？”
“我不会有事的！我还舍不得让人有机会夺走自己美丽的未婚妻呢，再说少了我这个巴黎最迷人的美男子，你又该嫁给谁呢？”
看到她完好无缺地站在我面前，我很安心：“听我说，玛瑞莎，我们现在就回阿曼德庄园，那儿比巴黎安全多了。我已经告诉母亲，我要带你回去，我们可以在那儿结婚，怎么样，亲爱的……亲爱的？”
我感到有点不对劲儿，她的眼睛没看着我，只是用手抓着领口，有点神经质地咬着下嘴唇。
“你怎么了，玛瑞莎？”我扶着她的身子，突然发现她的领子里有大片殷红的血迹，“上帝啊，你受伤了吗？怎么回事？你碰上德国人了？”
“不，不是我。”她局促不安地低下头，想遮住衬衫里的血迹，“对不起，夏尔特，我……我没好好待在这儿……”接着她像下定决心似的指着侧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就是现在！”
我们？
我叹了一口气，闭上双眼。
玛格丽特·索莱尔教授躲在她的小休息室里，沙发上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年轻人，他吃力地把脸转向我，叫了一声“伯爵”。
是阿尔芒·费塞尔，教授最出色的一个学生，未来的长笛演奏家。但是现在他的腰部中了一枪，正用纱布捂住伤口，不过这显然没用——血不停地从指缝中渗出来，染红了身后索莱尔教授的衬衫。
“哦，天哪！”我连忙脱下外套开始翻急救箱，“是德国人干的？”
“对，我……我向他们扔了几颗汽油弹！”
谁来告诉我该怎么阻止这些急躁的孩子？！
平时缺少笑容的索莱尔教授此刻像母亲一样抱住这个年轻人，不停地为他擦去冷汗，显得非常焦躁不安。
“这样下去不行，伯爵先生。”她几乎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您在这里也无法处理伤口，我们得送他去医院。”
“是的，如果可以我很愿意这么做，可是，教授——”我一边用力压住纱布，一边告诉她外面的情况，“街上到处都是纳粹，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巴黎，每个路口都有盖世太保盘查，如果您真的想保护这个莽撞的小伙子，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乖乖待在这儿。”
“他会死的！”
“至少现在不会！”——哦，我的衬衫和领带，它们全完了！
我和教授轻轻地把伤员放平，让他闭上眼睛休息，然后开始收拾一地的血污，玛瑞莎端来一盆水，我们仔细地洗干净双手和皮肤上沾到的血迹。
“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忐忑不安地望着我，“咱们总不能一直躲在这儿吧？”
“别担心！”我搂住她的肩安慰道，“等阿尔芒稍微好点儿，我就打电话叫皮埃尔把车开过来，他可以装成病人和我们一起去医院。从瓦格拉姆林荫道旁边的小路走，我想德国人还没在那儿设卡。”
“能行吗？”
“只有试一试，否则等他们搜查到这儿，我们都得死！”
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戒严了。一小队一小队荷枪实弹的德国人踏着坚实的步子从街上跑过，让人心里更加恐慌，从夏洛街的交叉口后面可以看见无数侵略者像狼群一样趾高气扬地通过凯旋门。
而我现在担心后座上那个伤员，虽然他换上了干净的外套虚弱地靠在玛瑞莎和索莱尔教授中间，但是惨白的脸色显示出他失血过多，随时都可能昏过去。更糟糕的是前面的盘查，没想到在这种僻静的小路都能撞上德国人的流动岗——我真该为上次礼拜时偷偷亲吻了玛瑞莎而向上帝忏悔。
皮埃尔双手攥着方向盘，紧张地望着前面转弯处的两个士兵，当他们示意皮埃尔把车开过去时，小伙子的指关节都泛白了。
“没事，伙计。”我安慰他，“打起精神来，一切照安排好的那样做。”
“是、是的，阁下。”
一个端着步枪的矮个子士兵把头弯下来看了看，用生硬的法语问我们要去哪儿。
“医院！”我接过话茬儿，“我的秘书得了急症，也许是阑尾炎，得立刻去检查！”
士兵带着狐疑的神情打量着后座上的三个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一脸苍白的阿尔芒身上。
“是他吗？”他用手指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