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医学院有过不少留学生。这些人以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为主。他们大多都出身于本国的普通家庭，有些可能比普通家庭条件略好一些。这样的家庭条件，让他们不太可能去欧美国家申请医学院学习——在欧美国家大学学习医学，这基本等于在烧钱。而连温饱都有些成问题的第三世界留学生们，根本不可能负担起这种程度的开销。
这个时候，中国医学院的优势就展现了出来。教学质量还不错，甚至有些学校完全可以比肩欧美院校。留学消费水平远低于欧洲城市不说，甚至官方还有相当数额的奖学金提供。如果成绩表现的好，不光能一分钱不花就学医，如果平时省一点，甚至还能往家乡再寄一些钱补贴家用。这么好的条件，自然也会吸引来不少国际留学生。
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转变，从以前的无偿援助，逐渐转为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以及技术援助。接收第三世界国家的医学留学生，也属于技术援助的一种。
宁远医学院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而这其中尤其以赞比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传统非洲友好国家的学生居多。老刘还在上学的时候就遇到过几个坦桑尼亚来的留学生，后来任教的时候更是亲手教过不少。话又说回来，这群黑皮肤的学生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虽然坦桑尼亚和中国一样实行义务教育，但对坦桑尼亚人来说，低就业率使得他们绝大部分人需要早早踏上谋生之路。在这些注定“毕业后就要失业”的人中，只有最优秀的那部分才能获得中国医学院的邀请，千里迢迢的跨过印度洋和中南半岛，来到中国求学。
坦桑尼亚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但医疗水平极差，而且药物严重不足，很多治疗疾病必须的药物甚至需要患者自己去私人药店购买。整个坦桑尼亚的医疗力量基本都集中在首都的莫西比利国立医院中。基层的医疗水平基本等于白给。平均每一万人才有一名医生——中国医疗资源如此紧张，每一万人还有14.6名医生呢。
而这些条件背景综合起来，也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刘堂春一共教过二十来名坦桑尼亚医生。除了其中三位后来去了其他国家定居，剩下的十几人全部都集中在坦桑尼亚原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确切的说，是集中在莫西比利国立医院的急诊科里——其他城市的医院根本没有急诊科这个设置。
至于其他来宁远医学院学习中医的学生，则纷纷下到了基层。凭着针灸草药，刮痧火罐，勉励支撑着坦桑尼亚脆弱的基层医疗系统。这种待遇上的差异，不但没有让老刘同志暗自得意，恰恰相反，刘堂春觉得自己在那些中医学教授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
同样都是外国留学生，凭什么你们教出来的就是医者仁心，扎根基层治病救人，而老子的学生一个个后来都肥头大耳，连个CPR都做不动了？
这份执念渐渐成了刘堂春心里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块阴影甚至直接导致了他对周军的好感——一个有光明前途的骨科医生，愿意来急诊干最苦最累的活，这可比那些坦桑尼亚的学生强得多。
而让刘堂春决定加入援非医疗队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他打算出去避避风头。
长久以来在宁远的“肆意妄为”虽然让老刘打下了偌大的名头，但同时这份名头也给他带来了无数兄弟单位领导层的敌意目光。平时争争资源的时候大家各显神通倒也没什么，只是老刘风头太盛，总免不了遭人嫉恨。宋院长消息灵通，早就知道有些吃了亏的人打算借着这次急诊关闭的风头参刘堂春一本，这才和老刘一起定下了这一套应变方案。
预期坐在家里等着别人打上门，还不如自己主动出击。宋院长动用了自己的无数关系，这才拐弯抹角的把刘堂春塞到了已经确定名单的医疗队里。
孙立恩的直觉其实没有错，在某种程度上，刘堂春确实算是被贬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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