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一天中的每一秒似乎都有一年那么长。而有时候，半个月也不过转眼而已。
而孙立恩这些天的经历，就像是转了一眼一样。
自从值班时间被调整到和周军一致之后，孙立恩一下就多出了不少空闲时间。不开玩笑，一线医生突然享受起了三线医生的值班频率。从一周六天上班，变成一周上三天班，能够一下就适应这种变化的人根本不存在。
只不过，调整了值班顺序，并不意味着孙立恩就能彻底放羊了。每周一三五跟着周军一起去医院，二四六日则得去实验室里泡着。原本一周还有一天休息日，现在可好，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
孙立恩对这种安排当然是有些不满意的，换成谁都不会喜欢一周七天，每天都要工作的生活。但孙立恩却无论如何也没办法直接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原因很简单——周军也是这么干的。
孙立恩自己还没有做过开题报告，也没有人来告诉他应该研究什么项目。而周军作为刘堂春这个实验室中主管教学的副教授，虽然平时也负责开题。但孙立恩明年才入学，现在整个实验室里也实在是没有能够交给他的课题项目。
思来想去，周军决定先让孙立恩参与到一个基本已经快完成了的项目中。至少让孙立恩先初步开始接触科研项目，逐渐建立起一些经验。这样之后再转入其他的项目里，孙立恩也不至于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所以你现在主要是搞心肺复苏方向的研究？”宿舍里，曹博士和孙立恩坐在客厅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好几瓶啤酒。孙立恩朋友圈里的那条照片已经发出去了半个月，造成的影响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曹博士实在有些挨不住了——整个实验室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惹到女朋友的时候得跪着回话。因此，曹博士决定请孙立恩喝上一顿，然后威逼利诱他删掉照片。只是这个目的似乎早就被他忘在了脑后，他开始对孙立恩参与的项目好奇了起来。
“我其实就是个打杂的。”孙立恩喝了口啤酒，明天是周日，他不用去医院值班。所以喝起酒来也没什么心理压力。“徐哥的研究数据基本都收集到手了。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定期给那些被当成研究数据的病人家属打电话做一下跟访。”
徐哥大名徐胜勇，是刘堂春的学生。作为急诊医学心肺复苏方向的研究生，他研究的课题项目很直接——《急诊科心肺复苏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心脏骤停（CA）是临床上最危急的情况，当心脏射血功能突然停止，心脏机械活动完全消失的时候，全身血液供应会马上中断。而脑部血供中断10秒左右，就会出现意识丧失。一般认为，心脏跳动停止超过五分钟，大脑就会遭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停止跳动超过十五分钟，95%以上的脑组织都会受损。因此，在医学临床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状态比心脏骤停更危急，这也是很多危急重症患者临床上的最后共同通道。而心肺复苏（CPR）是抢救心脏骤停患者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紧急医疗手段。
而心脏停搏也并不是单纯的“心脏不跳”了而已。从心电图上分析，心脏停搏一共有四种类型，分别是心室颤动（VF），无脉室性心动过速（VT），无脉电活动（PEA）和心脏停搏（ASY）。其中VF和VT可以通过除颤进行处理，因此这两种类型的心脏停搏也称为可除颤心率。而PEA和ASY则是非可除颤心率。因此和大部分人所以为的情况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心肺复苏治疗中都会用上除颤仪。
然而，现代CPR技术发展了快半个世纪，可心脏停搏患者的总体死亡率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根据北美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报告显示，他们纳入评估的20520例院外心脏停搏（OHCA）患者中，各个中心的出院存活率从3.0%到16.3%不等。而所有中心里，总共仅有954例（4.6%）的患者能够存活出院。
是的，在大规模推行CPR急救知识的北美，医院外发生心脏停搏的患者里，大约只有不到5%的人最后能够活着出院。而国内的数据统计及其预后比美国更不乐观，03年的沪市急救中心救治的OHCA患者共4166例，院前自主循环恢复（ROSC）的一共有143例，而最终存活出院的仅有1例（0.02%）而已。
影视作品里那种，心脏不跳了就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最后帅气的用电极板往人胸口上一放，通电就能把人救回来的场面其实是真正的少数。心肌梗塞导致的室颤（VF）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容易处理。而各大急诊中心挂着的“胸痛中心”，实际上就是专门用来处理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
孙立恩在这段时间里接触到的数据其实非常震撼，他在急诊干了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手头上接触过的病人虽然有几个离世的，但总的来说，都还算有不错的结果。因此，在看到0.02%的那个数据是，孙立恩的第一反应是“这数据是不是出错了？”
但是数据不会说谎，徐胜勇的数据采集自第四中心医院急诊科。整整四年半的研究期间，急诊就诊患者一共有七十三万人次，留观人数一万三千余人，抢救患者一万四千人，抢救比例1.9%；而其中心脏停搏有1936起，占就诊患者的2.6‰，抢救患者的13.6%。在研究中，一共有597人被纳入了研究，平均年龄在59.5±17.9岁，年龄最大的患者103岁，最小的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