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科教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非常简单——国内的中文期刊含金量不够，而阿米巴原虫脑膜炎以往并没有大规模爆发的报告。这样一篇具有独占性和罕见性的论文发在国内期刊上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不打算改成英文。”听着电话对面的科教科负责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孙立恩终于有点忍不住了，“这篇文章本来就缺乏足够的跟踪数据，在诊断和治疗上也没有任何独占性。没有分享给国际医疗界的必要。成规模长时间前往非洲进行医疗支援的也只有中国医生，发这样的文章提醒以后的援非医疗队医生们注意一下，这个不是一样具有现实意义么？”
电话那头的科教科负责人似乎有些不理解孙立恩为什么这么抗拒，对方的语气也有些不好了，“孙医生，请你支持我们工作……”
“我也请你们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孙立恩也生气了，“如果你对我的决定有什么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医生投诉。我不会把这篇论文改成英文在其他杂志上发表——没有那个时间！”说完，孙立恩就挂了电话。
一般来说，医院里的科教科对于医生们发论文这件事情都是大力支持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临床医生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病例用来写论文。但是孙立恩的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作为一名规培医生，他发的论文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SCI分数还是独占性上来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规培医生的范畴。毫不客气的说，光凭APQ4蛋白表达不足综合征的发现者和治疗方案设计者这个成就，孙立恩的名字就必然会被记录在医学史里。这个成就在国内是无数医生甚至教授们做梦都不敢想的。
科教科的出发点也是为孙立恩好——你虽然有了这么了不得的发现，但其他的论文也要发的呀。明明能发二区甚至一区的文章，结果孙医生你只发一个中文期刊……这不是暴殄天物么？
孙立恩的出发点则完全是另一个方向，我写这篇论文，是为了写给中国医生们看的。外国医疗界用不上这种提醒，反正他们也不会由国家组织起来去非洲支援医疗。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篇论文写成英文的，反而为中国医生阅读人为制造障碍呢？
至于SCI的分数……孙立恩真的不太在乎。他又不是做学术研究的学者。而且不光是他自己，组里的其他医生手里的论文都多到快发不完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个三五分的加成，反而不顾一开始自己写论文的目的，这实在是有些舍本逐末。
怒气冲冲的挂了电话之后，孙立恩还是有些气不过。他想了想，决定干脆找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刘堂春告上一状去。老刘同志也是去非洲支援过的医生，他总不至于和科教科的这些人一样，不明白这篇论文的读者定位的重要性吧？
没想到孙立恩刚刚拿起手机，刘堂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而且刚一接通，他就听见了刘堂春调侃的问话，“你小子又干啥了？我怎么听科教科的老师们说，你小子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呢？”
刘堂春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孙立恩顿时火冒三丈，“这帽子太大了，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他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经历说了一遍，然后反问道，“刘老师，我这篇文章要写成英文的，那最多就是个SCI灌水文章。花个几千美金的版位费，在不知名的三流小期刊上占个豆腐块大小的地方。写出来了也没人看，最多就是被收录到PUBMED里，在别人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出现一下——这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写成中文的，这样至少其他准备去非洲的援非医生们能意识到这里还有这种疾病。”
“你首先要意识到，那些人感染的地方很有可能不是非洲，而是美国。”刘堂春平静的支出了孙立恩的一个错误后说道，“不过你这个看法，我是支持的。不一定非要把论文写成英语的，写成中文的怎么了？写成中文的，发表在中文的期刊上，也就等于是写在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上。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去和科教科的人沟通。”说到这里，刘堂春忽然话锋一变，“说起援非医疗的事儿，你觉得……胡春波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