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娜并不指望着自己能够奇迹般治愈。她非常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得知自己已经是四期患者之后，克伦娜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必然会在数年之内撒手人寰的事实。
残忍的事实无法改变，但克伦娜并没有完全放弃，她打算做点什么。
发表声明是她打算做点什么的开端。克伦娜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所罹患的疾病和自己的派驻经历有关系。然后才能进一步去“做点什么”。一旦这个声明被通过，所有和她有过相同处境的战友就都可以以此为依据，向美军和美国政府索赔。同时VA也必须为他们支付相应的治疗费用。
但是，克伦娜的声明已经被驳回了两次。她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正在恶化，下一次的听证会恐怕就是她这一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想要证明疾病和派驻经历有关，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被毒害的士兵绝对不止克伦娜一人，如果承认有关，这将是一大笔开支。
而想要解决问题，对VA和美国政府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拖下去。只要再拖一年甚至几个月，这些已经进展到癌症终末期的“麻烦”就会自然消失。
官僚系统的“优越性”在此展现的淋漓尽致。
克伦娜必须把事情从官僚体系里扭转出来。只有让社会舆论参与进来，她才有在死前达成目标的可能。
这件事情，对克伦娜来说意义重大。哪怕她会因此而失去大量和自己的孩子相处的最后时光。
在作为一个母亲之前，她首先是个战士。她必须为自己的战友们争取一些什么。
而孙立恩则让她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如果布鲁恩说的是真的，那么孙立恩一定是一名在学术领域有着相当知名度和权威的科学家。如果这样的一位科学家能够为自己证明，并且向VA写一封信件，陈述事实并且施压的话，那效果一定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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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恩现在根本没有功夫去琢磨其他的事情。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交涉”上。
宋院长把最困难的“同意转交样本”给搞定了。孙立恩自己反正是想不出来，宋院长得通过什么途径，给多少个主管部门打过电话之后才能拿到这个同意。但既然宋院长已经把最难的问题解决掉了，那么接下来，他也得作出一点贡献才行。
通过民航运输样本应该是最快最方便的。但这次的样本具有的危害性，甚至比其他的二级安全标准样本更高。孙立恩联系了好几家民航机构，对方都婉拒了孙立恩的请求。
孙立恩不是没有考虑过通过高铁或者干脆汽车运输。但高铁上的人流密度显然要比普通民航更高，而汽车运输途中就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风险。最终这两个计划也都被搁浅了。
目前，孙立恩手头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