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是个孙立恩之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他点了点头，“那就这样吧，我们尽快进入岗位，然后熟悉一下环境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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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好了防护服，孙立恩坐在陌生的诊室里，感觉心情有点奇妙。
虽然不是第一次搞巡诊，但这一次的目的却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次来到门诊的病人，都是经过社区医院分诊过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很低的患者。他们来医院是有其他疾病需要治疗。
这感觉顿时就不一样了嘛！
孙立恩叹了口气，然后开始默默祈祷，但愿自己的脸不要太黑。来点罕见病都行，别来个带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罕见病患者就好了。
“咚咚咚”，就在孙立恩完成祈祷的同时，他的诊室门被人敲了三下，随着三声闷响，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传了进来，“医生，我能进来么？”
“请进。”孙立恩说道，他一边请患者进来，一边全神贯注的关心着状态栏的提醒。目前状态栏还没有跳出“高致病风险”和“高传播风险”的警告，这说明这间第二诊室里是不存在新型冠状病毒的。
要是一开门就跳警告，那就意味着这名患者很可能携带或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要真是这样，孙立恩绝对要明天请假，然后找个云鹤的名寺古刹——就算不开门，他也得到古刹门口一边哭着一边拍门喊两嗓子“有没有天理了！”之类的内容。
还好，状态栏挺给面子。这位名叫“丁辉国”的男人走进了诊室。他带着一层医用口罩和一层防寒口罩，脸上还罩着一个透明的护目镜。丁辉国向孙立恩点了点头，然后慢慢走到孙立恩面前坐了下来。
“医生，我有克罗恩病。”今年42岁的丁辉国向孙立恩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三年前开始，丁辉国开始出现了反复腹泻的症状，每天得排烂便个三四次。但因为没有腹痛、血便、发热或者盗汗等症状，因此他也没当一回事。
两年前的国庆节，丁辉国的症状突然开始加重，除了反复发热以外，他还出现了双膝和踝关节的疼痛。虽然发热可以自行消退，但关节疼痛还是让他决定去医院看一看。
在家附近的一家二甲医院里，医生为他进行了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皮肤试验，但两次检查都为阴性。而肠镜显示他有“结肠多发性溃疡”，通过肠镜进行活检病理提示样本有“慢性炎症反应”。
这样的炎症反应引起了丁辉国自己的警觉。他在不少“健康医疗”的公众号上看到过“反复炎症创伤极易导致肿瘤”的说法，而在得知自己的肠炎可能持续了很久之后，他马上找到了一家能够做PET-CT的私营影像机构，然后给自己开了个PET-CT的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他倒是没有什么肿瘤风险。但肠道的炎症范围很大——回盲部、升结肠近端、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肠壁增厚，代谢增高，考虑炎性病变。
这份诊断放在消化内科医生桌上，再加上之前的肠镜和活检结果，丁辉国被正式诊断为克罗恩病。
克罗恩病是一种以消化道为发病区域的非特异性炎性疾病。对于这种疾病的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医学界普遍认为这应该是包括环境因素、遗传因素、感染和肠道菌群失衡、免疫因素等多种因素互相作用所导致的。
环境因素作用于遗传易感者，在肠道菌群的在参与下，肠道启动了异常免疫应答并且最终引起免疫损伤和验证过程。而由于患者免疫调节紊乱或者特异性抗原的持续刺激，这种免疫炎症反应表现过度且难以自限。
换句话说，这可能是一个人在一次拉肚子之后所能发生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
克罗恩病难以治愈，并且有终身复发的倾向。
确诊之后，当地医院给丁辉国开出了泼尼松50mg/d口服的治疗方案，并且医嘱要求丁辉国在症状减轻后开始规律减量。三个月后的复查肠镜显示他的结肠溃疡已经愈合。但在泼尼松减量到20mg/d的时候，丁辉国重新出现了腹泻症状。
腹泻症状出现两个月后，医生给对丁辉国进行了英夫利西单抗治疗，前后一共治疗四次，随后复查显示结肠溃疡愈合。
而在复查结束后两个月，丁辉国再次发热。这一次，在CT检查中提示他的右上肺叶尖段、下叶外基底段有条片影，同时左肺还有多发小结节。
通过T细胞斑点试验阳性的检查结果，当地医院判断丁辉国感染了肺结核。于是停止了对他的英夫利西单抗治疗，转而进行了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以及乙胺丁醇治疗。随后，他的发热症状缓解。六个月后的肠镜定期复查提示他的肠道溃疡愈合。
九个月后，也就是去年十二月，丁辉国的肠镜复查提示他的降结肠出现新发溃疡，随后医生停止了他的抗结核治疗。
按照一开始的计划，他应该在今年一月份再做一次肠镜检查，并且判断需不需要重新进行单抗或者激素治疗。但由于疫情关系，这一次检查被延期了一个多月。直到两周前，他开始重新出现了腹泻症状。这一次的腹泻同时还有便血和关节疼痛伴随。
长期治疗但始终无效，这让丁辉国非常痛苦。而就在他通过社区医院准备开一点泼尼松口服片先扛一扛的时候，当地社区医院通过联网的病历系统发现了丁辉国的克罗恩病史。社区医生考虑到免疫治疗和可能潜藏的结核感染风险，因此他们拒绝了开药的请求，并且决定把丁辉国作为高优先级转诊对象，尽早让他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