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
斐潜站在方盘城的城墙之上。
在后世的记忆之中，玉门关是残破的。
因为玉门关的历史，就是华夏中原人越发的龟缩的历史。放弃了的关隘，当然就丝毫没有了修葺的价值。从汉，到唐，再到宋，玉门关一路向东迁移，今天退后两百里，明天再退后两百里，然后最终直接消失了，根本无所谓关不关。
唯独只有汉初的玉门关，是向西拓展的。
西汉玉门关，从最开始的陇西，一直往西延伸。
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凿空西域，攻略西域的初期，统治范围在一步一步的扩张，大汉王朝最西边的治所也随之西移，玉门关自然不例外。
汉武帝为了拓土御敌，徙关拓边的举措无疑是当时来说唯一的办法，就像是后世某些国家偷偷摸摸的挪动边境石碑什么的，其实早在汉武帝的时候，汉人就已经在这么玩了。
不过遗憾的是，朝代更迭，其后的朝代似乎都没有汉朝时期的辽阔胸怀，所以最西边的治所也不再是西出，而是成为东移。
东汉到唐代，玉门关的关址又从敦煌西北迁到了敦煌以东的瓜州晋昌县境内。
唐玄奘出关之时，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道，『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说的就是已经退缩了的瓜州玉门关。
等到了在五代宋初的时候，玉门关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也就是最早的石关峡之处。
然后再往后，就连玉门关都没了，剩下的唯有嘉峪关。
有时候斐潜会略有些感慨，历史的真相或许未必就像是后世在课本当中，或是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到历史上的一些观念，一些变化，很容易产生偏颇甚至有失公允。因为现代文明和现代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是和古人所不一样的，所以若是不能抛开现代的一些认知，不去考虑古人的立场，那么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像是和亲。
斐潜本人，其实也算是『和亲』政策当中的一份子。
如果将『和亲』政策宏观的去看，尤其是站在历史本身的角度去看，其实就是政治联姻。
有些打拳的，动不动就表示用某个女性的幸福去换取和平，是一种耻辱等言论，然后还能招来不明就里也不想要深究的某些人的附和赞许，其实多少有些偏激。因为从古至今，有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的好处么？真以为打拳就能获得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可能相违背的时候。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身为王族的子女，在享受了王族的待遇，也同样要承担责任。男性作为质子，女性常常为成为联姻的工具。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与『和亲』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王族子女都会去本国之外的地方，一旦走出去，那就是生死有命，都要有勇气，能豁得出去。
汉代初期的和亲政策，起初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毕竟匈奴是一个从春秋战国时就开始严重骚扰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那种等汉人秋收了就来抢，当汉人军队赶过去的时候，这些如同蝗虫一样的家伙便早已经跑没影了。等汉人想要去打的时候，他们就躲到大漠去了，而且居无定所，着实让从春秋到大汉的中原历代君王没脾气。
毕竟通讯全靠吼的年代，等大军收到烽烟赶过去时，东西早抢完了，跑了……
于是秦始皇到最后也只能是修万里长城。
秦国是真的想要打，毕竟强秦的名号不是随便说的。大秦东征西伐灭了多少硬骨头，不是打不过匈奴，关键是打不着。秦始皇也是没脾气了，就用了这招术，而且对华夏后世防御思想，也确实有些正反双方面的影响。
到了汉代，国土拓展，就像是斐潜当下所立的玉门关一样，一路向外扩大的时候，关隘可以挪动，但是这长城就没办法动了，可这些新打下来领土总不能不要，况且也有了百姓开拓边疆，已经开始繁衍生息了，总不能说丟就丢。
刘邦这个流氓头子，原先也是傲视天下，他当时刚刚统一天下不久，正在意气风发之时，估计谁都看不起眼，也想超越秦始皇，结果白登山之围让刘邦清晰地认识到仅以当时的军事武力，无法解决与匈奴争端，因此采取『和亲』政策，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换取猥琐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至于到了唐代，和亲又带了一点教化的味道，毕竟有大量的陪嫁的物品和工匠……
只不过对于这种和亲策略，或者大多数类似的国家对外策略，到了中后期，总是会被人为的玩坏掉。
长城，藩国，和亲等等，起初都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结果到了后面，崩了。
没人去想要『解决』，而是持续的『效仿』。
然后这种『效仿』，甚至一直绵延到了后世，隐隐约约的就在历史长河里面，有无数怀着恶意，或是愚钝的文人在高呼着，『不可开这个先例啊……』
究其原因，又是因为什么？
斐潜默然而立，目光悠远。
他这一次，带了很多的文吏。
这些文吏是真『自愿』前来西域的。
是真的自愿，而不是被迫自愿。
有时候，人类真心会给自己整出一些笑话来，就像是『自愿』原本应该是个中性偏向于褒义方面的词语，隐约包含着奉献和牺牲，可惜当所有美好的东西落到了资本家的手中的时候，总是能将其玩弄得崩坏，然后衍生出更恶劣的变化来。
这些文吏，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怀有一定野心，想要提升自我阶级，但是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合适方向的人。这种人不仅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在大汉当下有，以及在之后的封建社会王朝之中一样都有。
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人游走于六国之间，用自己的才能换取一官半职，换取一个仰着头呼吸的机会，换取一个能够在青史留名的位置。
在大汉初期，刘邦身边也是大量汇集了这样的人，尤其是在秦朝打压之下的六国人。当这些六国人掀开了遮挡着他们的天花板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为了后来人的天花板。
到了东汉当下，在山东，普通的文吏已经没有多少晋升的空间了。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但是山东的那些掌权者，依旧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亦或是即便是知晓，但是既成利益体，也就装作看不见听不到不清楚不了解了。
曹操据说一度在冀州做了一些动作，也想要改变一些东西，但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弹，最终不得不暂缓……
这让斐潜觉得很可笑。
可笑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那种贪婪。
身为政治层面的人物，已经可以说是基本上摆脱了衣食所忧，并且做得好的话，还可以为子孙后代谋取一份长期饭票，这已经算是连死后的利益的都已经照顾到了，可依旧是有人会不满足。
这些人，相对普通民众来说，显然是更有智慧，更有见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没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思路，甚至是有意识的过河抽桥，对于后来人一味的压制和控制，而不是继续开拓……
封建王朝赢家通吃，到了资本主义依旧是赢家通吃，一点都没有改变过，更谈不上什么共同富裕了，员工多休一天假期，多拿一块钱的工资，都像是要了他们的老命。
在封建王朝，几乎可以说所有的地域基本上都算是无主之地，谁占据了就是谁的。
那么为什么走不出去，为什么都在叫难？
是谁走不出去，亦或是谁在喊难？
思想斗争是外在表现，理论纷争也是，实际上的本质依旧是权力纷争，是阶级的压制。
能舍得将权柄分出去的，总就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