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哪了呢，当时一处排除谢久文的嫌疑，是因为地下党给他安排的证人证明了他的话，这次暴露，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
西南连连大战，让很多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有人出卖了谢久文一点都不奇怪，不过一处这次保密工作做非常的到位。
行动没露出风声，连特务处安插在一处的内线都没察觉，再结合宋明浩说的，一处食堂用餐人数变少，外带食物变多，恐怕审讯工作也放在外面进行，这是学乖了。
以前一处存不住秘密，徐恩增这次干脆放弃老窝，在其他地方另起炉灶，既能迷惑别人，也能缩小知情者的数量，方便保密工作。
左重揉了揉眼睛，将谢久文家的情况再次思考一遍，慢慢退出制高点，绕了大一圈走回住所，路上在小摊点上买了一大堆的商品。
如果晚上有人找过他，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出门理由，喝酒显然不行，很容易找到证人，客流量很大的摊点很适合用来混肴视听。
将这些东西放在显眼处，左重开始综合分析得到的所有情报，首先要将济世药房爆炸案、顾谢二人疑似被捕案、电台失踪排个序。
左重写个三张纸条，把济世药房爆炸案放在第一位，然后是顾谢被捕和电台失踪，但是看了一会他摇了摇头，这有点不符合逻辑。
如果爆炸案第一个发生，顾谢就有跑掉的可能，一处不可能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者两者是同步进行的，一队抓人，一队搜查药店。
于是他把电台失踪放在了第一位，可同样有走漏风声的风险，自己给地下党的电台，一定是对方非常在意的资源，不会随意安置。
这种重要机关，人员和反制措施不会少，有任何疏漏，一处就会面临鸡飞蛋打的局面，如果让他选择的话，电台要放在最后进行。
左重将写有电台的纸条放在最后，把顾谢二人放在第一，又把爆炸案放在中间位置，这样的排序似乎能说得通，他陷入了思考中。
特工总部先发觉了谢久文的身份疑点，顺藤摸瓜找到了济世药房的张安仁，再找到了电台？左重迟疑了一下，地下党会这么大意？
从以往的观察和情报，地下党的接头与活动十分谨慎，一处找到这两个关键节点还不被发现，除非是金陵地下党的的人都昏了头。
可能性不大。
会是谢久文和顾兰被捕后叛变交代了济世药房和电台吗，就算不考虑两人的信仰坚定程度，这种情况也很难发生，因为单线联系下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重要情报。
左重坐在那发了会呆，抬起右手把爆炸案和电台失踪两张纸条滑到了一起，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张安仁就是他的接头人，电台就在济世药房！
左重直接站了起来，脑海里回忆着张安仁的模样，此人就是跟自己联络了一年多的伙伴吗，爆炸是不是他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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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重说：“剩下在（作者的话）里，就在文章结尾处，白天更换，字数一样，不会多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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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的。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
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
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地生活过去的。
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
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
他把人生当做成是人生来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从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